《造像量度經》

　　《造像量度經》

　　優(yōu)填王所制的佛像被廣泛模擬，但也受到過限制。因為有人認為，輕率地模擬可能會減損佛陀的精神和形象。佛陀即將示滅時，弟子們逐漸開始深思佛像的問題，因為涉及到佛入滅以后的佛弟子還有無福報再見佛陀的問題。于是諸大弟子請教釋尊應如何塑造佛像。

　　《造像量度經》記載了佛陀為舍利弗說造像量度法則的因緣。當時，佛正要上升忉利天為母說法，這時舍利弗尊者向佛陀頂禮，問道：“您不在的這段時間，如果有人懷念思慕如來，希望能見到您而發(fā)愿制造佛像，那么造像的法度應該是怎樣的？”佛說：“我現(xiàn)在是暫時升到天上，在沒有返回期間或我涅槃后，如果有這樣具備善根的人，想瞻仰我的形貌，并且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作福田的緣故，發(fā)愿塑造佛像，那就應當遵循量度法來造像。”之后，佛運用相對比例關系，周身詳解與佛身相關的尺度，為舍利弗宣說了造像的量度，以便進而做法度方面的深入解析。當時，佛的座下至少已有兩位資深工藝師(優(yōu)填王的工匠與舍利弗尊者)，對造像法度進行了全面學習。

　　這部佛經是漢傳佛教古代譯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因為年代較晚，該經的真實性曾一度受到學者們的質疑。但后來通過國際學術界的反復論證，《造像量度經》的歷史依據終于大白天下。學界通過持續(xù)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佛教的眾多藝論中，總能見到有關量度學的內容。比利時學者魏查理在《造像量度經研究綜述》一文中說道：人們常提到的量度學注疏——《廣集》乃是跋多波羅于公元6世紀寫成的，量度學經典的梵文原本也頻頻被發(fā)現(xiàn)。在《北京版藏文大藏經總目》中，《造像量度經》的原著及注解至少有四種：

　　A. No.5804，Dasatālanyagrodhaparima??alabuddhapratimālak?a?a，《如尼拘樓陀樹縱圍十搩手之佛身影像相》，即《造像量度經》(Pratimālak?a?a)；

　　B. No.5805， Sa?buddhabhā?itapratimālak?a?avivara?a，《佛說造像量度經解》，是對《造像量度經》的注疏；

　　C. No.5806，Citralak?ana(of a crakravartin)，《(轉輪法王)畫相》；

　　D. No.5807， Pratimāmānalak?ana，《身影像量相》，也稱ātreyatilaka。

　　除了《畫相》的梵文本尚未被發(fā)現(xiàn)，其他三部經典的梵本都完好尚存。A、B和D的藏文本是由藏人扎巴堅贊和印度人達磨多羅合作譯出的。《造像量度經》的漢文本則由清朝的工布查布譯自藏文，他還撰作了《造像量度經引》、《經解》與《續(xù)補》(編在經文前后合為一部，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冊)。

　　根據《造像量度經引》記載，自東漢時期佛像由印度傳入中國開始，舉凡造像都以印度請來的佛像為模式。制作秘訣，由造像的工匠們以口傳身授的方式世代相承，這是中國特有的漢唐佛像的主要制作途徑。

　　到了元代，尼泊爾藝術在中國的影響如日中天。

　　當時蒙古皇帝忽必烈崇信佛教，拜西藏高僧八思巴為國師。八思巴曾從尼泊爾請來很多能工巧匠，在西藏建造黃金塔。塔成后八思巴回朝，將其中技藝超群的阿尼哥也請到了京城。阿尼哥在土木建筑、佛像塑繪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那時宮中有一尊針灸銅人像，年久損壞，之前的工匠們無人能修，阿尼哥奉命進行修補，修繕得精美絕倫，于是名聲大震。

　　阿尼哥受到重用，成為忽必烈宮廷中重要的藝術家和官員，其一生在中國佛教建造史上留下了很多奇跡。他在北京設計建造的白塔寺，至今完好尚存。

　　《造像度量經》的譯者工布查布是蒙族人，出生在蒙古烏朱穆秦奇渥溫部落。他為人樸素耿直，深通五明，精研造像。幼時工布查布便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為儀賓(即外事官員)，因而與藏區(qū)高僧多有接觸，精通藏語。雍正時他擔任西番學總理，負責藏事工作，監(jiān)管翻譯事宜。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工布查布創(chuàng)譯《造像量度經》，時任“大清內閣掌譯番蒙諸文西番學總管儀賓”，當時諸多高僧大德以及莊親王允祿(愛月居士)均為之作序[1]。

　　對于本經的翻譯因緣，工布查布曾在《造像度量經引》中自述云：

　　余先在恩師敕封弘教三藏廣智法王寶榻前親受《密集》曼那羅尺寸時，并得佛像及塔之尺寸，附安藏法要集偈番本。雖未能熟習，亦自知珍惜之，蓋慎藏而弗失者有年矣！今中土之佛像，有所謂漢式者，有所謂梵式者……然迄今歷代，竟未譯出其經傳。若有離宗失迷口授尺度久訛不歸者，固無可評正矣……

　　予平素留意于斯，然非用佛說經義，莫能證鑒，故每為之遲遲。適陜西洮州敕賜禪定寺崇梵靜覺國師喇嘛來朝，晤于公署……國師贈經之模本，并圖像五篇，俱擇日而程其功……仰賴佛力，已獲垂成。凡我同好，永遠供為資糧矣！

　　工布查布對于促進漢、藏、蒙等民族文化交流也有巨大貢獻。他完成了很多滿文經典的蒙文翻譯工作，并參與了清代各種語言《大藏經》的出版。他還將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完整地譯成了藏文。

　　以上大致呈現(xiàn)了佛像開始出現(xiàn)，逐漸形成敬造規(guī)范以及這類法度流傳的過程。漢唐以來的佛教造像多以印度傳來的成像作為樣本，進行建造，即所謂“漢式”(或稱“唐式”)；而元代及以后，佛教造像多受藏本《造像量度經》及阿尼哥傳入的“梵式”造像影響。這基本上是后出佛像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