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作為中國漢傳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如果說它在中國佛教史，乃至哲學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而記載六祖慧能說法和生平事跡的集錄——《六祖壇經》則可說是禪宗的“宗經”。它是禪宗的基本理論陣地，特別是它奠定了南宗禪的主要理論基礎。

　　離開了《壇經》就無從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難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發(fā)展與演變。而且《壇經》是中國僧人汗牛充棟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為“經”的經典性著作，這些都說明了《壇經》的特殊地位。本世紀以來，隨著敦煌本《壇經》和其他禪籍的發(fā)現，中外學者圍繞著《壇經》作了許多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許多學術界新的觀點，對《壇經》的相關問題以及其基本禪法思想、歷史地位等作了一個簡要的梳理、概括。

一、圍繞《壇經》的相關問題

　　慧能的禪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壇經》中，《壇經》為《六祖壇經》的略稱，由于它記載了慧能的語錄和事跡而成為禪宗神圣的“宗經”�！读�祖壇經》曾在中日學術界引起了一陣激烈地爭論和研究熱潮。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是：《壇經》是怎樣形成的；《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壇經》在流傳的過程中其版本變化如何；《壇經》與慧能思想的關系如何等問題，這些都是學術界爭論和研究的焦點所在。以下，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闡述。

　　1、《壇經》的形成

　　中國禪宗的肇始即是眾人所熟知的 “靈山微笑”，佛將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尊者，因此尊者即為印度禪宗的初祖。此后歷代祖師以心傳心，次第傳授，傳至第二十八代為菩提達摩。菩提達摩即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師，而為中土禪宗之初祖。達摩來中土傳禪，又依次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謂東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禪，時稱“東山法門”，在此時中國禪宗得到真正的創(chuàng)立。

　　在五祖弘忍的門下出了兩大高足即神秀與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qū)弘揚禪法，時稱為北宗。而慧能則主要在南方地區(qū)弘法，時稱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稱。其后慧能南宗的勢力不斷擴大，最終淹沒了弘忍門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內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國禪宗的唯一正宗，并且?guī)缀醭蔀榱酥袊�佛教的代名詞，以至于很長時期以來，我們說到禪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

　　慧能之南宗禪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說法的言論，被其門人記錄下來，匯集整理而編成《壇經》一書。由于慧能的弟子視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語，猶如佛語，慧能在法壇上說的法，因而被稱為《六祖壇經》，簡稱《壇經》。要研究慧能的禪法思想，了解南宗禪《壇經》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據和必須研究的課題。

　　2、《壇經》的作者

　　關于《壇經》的作者，中國學者特別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學者，曾經對《壇經》的作者提出質疑，他認為此經是由慧能的弟子神會或神會一系的人所作。他這種觀點立刻掀起將近三四十年來的激烈辯論，戰(zhàn)火還從大陸漫延到臺灣和日本。民國十五六年，胡適分別從倫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關禪宗的史料。兩三年后（民國十九年），胡適一年發(fā)表了兩篇論文：

　　一是《荷澤大師神會傳》；[1]另一篇是《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2]這兩篇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壇經》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會禪師！這個結論當然違背了傳統(tǒng)的說法——《壇經》是慧能所說，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記錄整理而成；因此胡適這一觀點引起了三四十年來中外學術界的大論戰(zhàn)。

　　很多學者都紛紛批判胡適這一大膽的觀點，如錢穆、楊鴻飛、印順法師等，有關批判胡適這一觀點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張漫濤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之《六祖壇經研究論集》和《中國佛教文史論集》二書中。[3]日本也有一些學者如，宇井伯壽、鈴木大拙、入矢義高、關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他們對胡適這一觀點也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總的來說，絕大多數學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壇經》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記錄整理而成。本人也認為這種觀點應該是比較客觀和正確的。

　　3、有關《壇經》的版本

　　綜觀現今存世的《壇經》本子，真可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日本學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壇經異本系統(tǒng)圖”列出了《壇經》的十四種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壽在他的《禪宗史研究》一書中則列出了《壇經》近二十種。[5]中國學者楊曾文教授在其介紹敦博本《壇經》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壇經》本子更是多達近三十種。[6]不過雖然現存《壇經》本子很多，但絕大部分都不過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傳抄本，內容上并無太大的差異。日本學者田中良紹曾認為：“目前《壇經》的版本系統(tǒng)，依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約可分為五種：

　　（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繼敦煌本系古本與契嵩本而再編的德異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編的宗寶本。”[7]杜繼文等則說：“現已發(fā)現的《壇經》分屬唐、宋、元三個朝代編訂，可以四種類型為代表：

　　一、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

　　二、惠昕述本（簡稱“惠昕本”）；

　　三、契嵩改編本（已佚失，或即“德異本”）；

　　四、宗寶校編本（簡稱“宗寶本”），這四種版本，總體思想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其余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傳抄本而已。”[9]

　　現在也有很多學者如印順法師、楊曾文教授等認為：在本世紀初所發(fā)現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壇經》流傳于世，一般將之稱為“壇經祖本”。根據是《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南陽慧忠國師語》中的一段話：

　　吾此游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云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圣意，惑亂后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10]

　　根據這段話印順法師作了精辟地說明，他說：“以現存《壇經》本來說，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壇經》原型，而有過補充、修改，這是古人所曾經明白說到的。”[11]不過這個《壇經祖本》或有的稱為《壇經原本》，現已不存于世，無從查考，人們只是知道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本子。下面依據依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說的五種版本《壇經》，一一加以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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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最早的《壇經》本子即是本世紀初發(fā)現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約為780年的寫本，其全稱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后面注明是由“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因而也被稱為“法海集本”。一般認為它是“今日能夠見到的最早寫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這個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從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卷子中（S5475）發(fā)現后影印公布，并經過校訂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冊。后鈴木大拙和公田連太朗又參照日本興盛寺惠昕本對此作了校訂，并將其分為五十七節(jié)，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經》。

　　到目前為止，已發(fā)現的《壇經》本子，同屬敦煌系的還有北京圖書館，有子79號（新編號為“北敦8958號”）、岡字48號寫本（膠卷編號為“北 8042”）、敦煌博物館藏077號寫本（簡稱敦博本）、還有曾藏于旅順博物館，現存于日本龍谷大學，不過只剩存首尾二頁照片，原件已佚失，這個版本被稱為“關東廳博物館本”或“旅順博物館殘本”。另外，同屬于敦煌系的《壇經》還有一個“西夏文殘卷”，發(fā)現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此版本陸續(xù)被發(fā)現，共12個殘頁。

　　在以上諸敦煌系《壇經》本子當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館藏077號寫本簡稱“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號，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fā)現，后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館，編號為077號。此版本雖與敦煌本為同一個底本的異抄本，同屬于敦煌系統(tǒng)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跡娟秀，是抄寫極為工整，錯訛較少的寫本，且全本內容完整，更具研究價值。此寫本現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當推楊曾文教授整理編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一書，此書的問世，受到學術界廣泛的注意，被認為“其意義重大”，因為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壇經》是天下孤本的結論”，“敦博本的發(fā)現在于，糾正前人對慧能思想的認識，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慮同種《壇經》流傳的范圍和流行時間，所以由此可以推論在唐宋之際此種《壇經》相當流行，是代表禪宗的正統(tǒng)思想。”[13]敦博本壇經的整理出版，為研究《壇經》提供了好的、新的資料。

　�。ǘ�）惠昕本

　　現存的另一個《壇經》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編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稱為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門。胡適稱其為“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興圣寺發(fā)現的，因此又稱“興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寧寺本等都是它的異抄本。

　�。ㄈ�）契嵩本

　　現存的第三個《壇經》本子就是契嵩改編的本子，從宋吏部侍郎朗簡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約成書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稱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現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稱為《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學者們認為，現存一卷十品的契嵩本可能已經不是契嵩改編本的原貌了。[15]此本也有學者將之稱為“明藏本”或者“曹溪原本”。

　　（四）德異本

　　現存的《壇經》本子，還有一種被稱為德異本，此本正文與契嵩本一樣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記略有不同。從德異為之所作的序來看，此本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此本在日本有經高麗傳入的元祐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被稱為“延祐本”。

　　（五）宗寶本

　　《壇經》另外的一個本子就是宗寶本，據宗寶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當時流行的三種不同的本子校讎而成的�！栋稀分姓f，因見《壇經》“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16]宗寶本與德異本內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寶本前又都有德異的序，因而印順法師曾認為，宗寶本主要是依據了德異本，其刊行的實際時間也要更晚一些。[17]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德異本有可能是契嵩的再刊本，因而宗寶本所用的底本也有可能是契嵩本。[18]所以宗寶本與德異本實際上都屬于契嵩本系統(tǒng)。宗寶本與現存的契嵩本和德異本一樣，也是一卷十品，雖然品目不完全一樣，但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內容的編排上略有改動。明清之際的王起隆曾對宗寶本大加攻擊，認為它是“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于原本”。[19]但在諸本《壇經》中，宗寶本《壇經》仍然是最為流行的本子，自明代以來，它幾乎成為唯一的流通本。

　　以上各版本的《壇經》，由于時間與空間的復雜性，其各種版本之形成，情況也是復雜的，現存各本《壇經》之間并不一定就是直線性的聯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關系，了解這種復雜的關系對于研究慧能與南宗思想的發(fā)展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4、《壇經》與慧能南宗

　　雖然到目前為止有關《壇經》的各種觀點學術界并不能完全一致，然而《壇經》之后在流傳的過程當中雖經過多次修改補充，但仍基本代表著慧能的思想，這卻是大家比較共同的看法。從現存各版本《壇經》的字數來看，存在著時間越后內容越多的情況：敦煌本約一萬兩千字，惠昕本約一萬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寶本則都超過了二萬字，這證明《壇經》在流傳的過程中有不斷被修訂補充的事實。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如此而把后來《壇經》增加或補充的東西都視為竄改或者偽造。任繼愈先生曾指出：“要考慮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書雖遲，其中包含的思想卻可以很早。”[20]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晚出來的本子所記載的東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實。事實上從現存各本《壇經》的內容來看，現存的各種《壇經》本子大致都由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一是慧能自述生平；二是慧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三慧能平時與弟子之間關于佛法的問答，臨終附囑，以及臨終及身后的情形。前兩個部分的內容，各本《壇經》的出入并不是很大，而第三部分，后出來的《壇經》本子在內容上雖然增加了不少，但考之禪宗史中有關慧能及其弟子的記載，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也還是可信的。所以各種不同版本的《壇經》仍基本上代表著慧能的思想，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版本的《壇經》不同的記載中，比較全面的把握慧能的思想，以及慧能思想在南宗發(fā)展中的影響，乃至慧能南宗門下的發(fā)展和演化。所以對于研究者來說，各種《壇經》的本子都有其不可代替的價值，都有閱讀和研究的必要。這正如楊曾文教授所說：“《壇經》在歷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形成演變的過程，是禪宗歷史發(fā)展的反映。研究禪宗思想和歷史演變，各本《壇經》是重要資料。”[21]